五胡十六国时期,氏人李雄在四川成都建立了成汉，铸就的圆钱上铸有“汉兴”年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年号的货币,此后惯例延续了下来。

唐高祖时期，李渊设定了新的货币“开元通宝”，从这时期开始，货币开始有了“两、钱、分、厘”十进位的货币单位,不再是秦半两和汉五铢钱那样以重量来计数。

这一次的货币改革是非常成功,且意义深远的。在此之后,封建王朝都开始使用通宝钱。

在开元通宝之前，五铢钱拥有非常漫长的生命力。

不仅跨越了两汉,当时的西域国家,比如高昌国,也自铸五铢钱。

五铢钱始终作为“强势货币”，成为东亚国家的标准货币。

唐高祖时期,李渊废五铢钱,铸币“开元通宝”,因为“开元”,让人容易误会是唐玄宗的年号，但其实是唐高祖时期的货币。

不过关于“开元通宝”的名字，一开始是有点争议的。

从五代和宋初时期铸造的“汉通元宝”“周通元宝”“宋通元宝”来看,当时应该读成“开通元宝”。

但是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又分别曾经铸币“贞观通宝”、“显庆通宝”，后二者也是年号。

而根据宋初的宋太宗赵光义来看,更让人糊涂了。

赵光义在哥哥不明不白的死亡的当年，等不到一个月后迫不及待改年号“太平兴国”，铸币“太平通宝”,是“通宝”；

到他的第四个年号“淳化”时，又铸币“淳化元宝”。

此后，凡是改元皆铸新钱，在“通宝”或“元宝”之上冠以年号，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无论是“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都可以称为“开元钱”。

从这个时期开始，不再以铢为计量单位，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仍为方孔圆形，十枚重一两。

唐朝历代皇帝都曾铸造“开通元宝”，流传至今的唐朝开元钱有不少。

一直被忽视的唐高祖李渊顿时觉得扬眉吐气。

他畅快大笑“哈哈哈哈，朕也是有功绩青史留名的”

虽然没想到竟然是“开元通宝”，对后世的影响如此大，但是想一想前几个钱币影响很大的分别是秦始皇的秦半两和汉武帝的汉五铢钱，李渊有一种自己能与秦皇汉武比肩的错觉，喜形于色的恨不得策马狂奔去放肆一下。

李靖怜爱地看着旧主身为开国皇帝，存在感如此弱，有个“开元通宝”虽然被后世在使用，但是听起来被后人误会是唐玄宗的货币了

罢了，陛下难得如此高兴，还是不说了，等陛下自己想明白再说。

作为一个农耕民族，我们的货币许多都与农耕文明相关。

先秦时期，各国有不同的货币，其中“布币”起源最早。

“布币”原作“镈币”，起初是一种名

叫“镈”的青铜农具，是铲形，所以最早的青铜钱币也是铲形，又叫做“铲布”。

“钱”同样也是农具的名称，其后发展为货币的同义词，成为了铸币的计数单位。

秦汉时期，秦半两、汉五铢钱，都是以重量命名，还有黄金单位。

自开元通宝行使后，1钱等于十分之一两，钱也代替了铢，成为了次于两的重量单位。

进入唐宋时期，白银开始正式作为货币单位，开始在市面上流通。

汉朝时期，短期流通过白银，在汉朝被叫做“白金”不是现代的铂金的“白金”。

汉武帝时，曾以白金铸币，但是只短期流行了7年便停用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都丧失了作为货币的地位，直到唐宋才恢复。

唐宋时期，银的流通比金更加广泛，多数以金块、银块的方式流通，货币单位是“锭”。

在唐宋元三朝，一银锭等于50两；到明朝以后，变成了5两。

唐朝的银锭形式为直角形块状，宋朝银锭是“工”字形，类似铁轨横截面的模样。

宋朝的银子使用更为普及，除了因为商贸更为繁华，还有个特别的用途，用于支付给西夏、辽金国的岁币。

宋朝时期，朝廷需要运输大量的赔款抵达边境，与辽金西夏交易。

在赔款合约中，宋朝需要赔款的是白银和绢布，南宋时还有铜钱。

比如北宋给辽国，在这117年，总计输送岁币白银1963万两，绢3133万匹。

北宋给西夏白银3456万两，绢帛7344万匹，茶144万斤。

但也不是不需要赔铜钱。

北宋时期，白银几乎被榨干了，到南宋终于允许赔款加上铜钱。

南宋总计向金国输送了白银1485万两，绢1485万匹，外加300万贯铜钱。

两宋一起，给辽、夏、金岁币和岁贡，总计白银37936万两，绢53524万匹，铜钱300万贯。

昂贵的赔款，也是宋朝虽然经济发达，但是国库陷入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陛下，今年的金课、银课数量不多。”户部侍郎苏辙对着宋哲宗发愁。

他刚与户部尚书李常统计了元祐元年的赋税收入，发现金课只有4300多两，银课57000多两。单独看起来似乎数量大，但若是对比前朝，再对比需要的岁币，就会发现远远不足。

宋朝时期，白银产地并不丰裕，主要集中在桂阳，凤州，建州。

宋真宗时期，国库收入的白银产量是88万3900多两；宋仁宗时期只有22万余两。

到宋哲宗时期，收入国库的白银越来越少了。

这并不代表白银产量越来越低，白银从银矿产出，到收入朝廷，是以矿税的方式而来，但是这个矿税需要缴纳多少，全看矿主如何报税。

苏辙很愁，宋哲

宗更愁“国库经费不够，还有那么多军费要支付，银钱不够可怎么办。”

宋仁宗时期，已经有了禁军80万，全国兵力120万，冗兵越来越严重，耗费了大量的金钱。

尽管后面都试图裁军，但是显然，三冗问题一个都没能解决掉。

再对比一下天价的赔款，就知道赔款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多么大的压力。

一阵唉声叹息，也没能相想出什么好的对策。

两位大臣离开宫中，走出宫外时，户部尚书李常对苏辙叹道“今年不知道派谁去送岁币，老夫年纪大了，希望不要再去受气。”

苏辙想起送岁币的苦差事，嘴唇紧抿，表情也不太愉快。

为了恶心宋人，辽金西夏故意要求每年在固定地点接收赔款，还派遣微末小官来接受大宋朝廷的岁币。

前几年去送岁币的宋朝官吏回来就很气愤的表示再也不想去了，那些小官虽然官职微末，但是态度“甚慢”。

傲慢到只是听了个过程，史官忿忿不平，把那微末小官给写入了史书。

苏辙看着天幕，正好看到天幕总结的整个宋朝送出的岁币，那巨额的白银、绢帛和铜钱，砸得他眼前一黑。

这么多

李常年纪大了，反应慢了点，听到正在说大宋的岁币，慢悠悠抬头，一听，一看，眼睛一翻，往后一倒

苏辙慌了“李大人李大人来人快去请太医”

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甚至有人说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是宋朝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可以说是宋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符号。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益州

刘备开仓让将士随意取钱的益州，诸葛亮铸直百五铢钱的益州，蜀锦繁华之地的益州，它还有另一个名字成都，或者叫“天府之国”。

益州，或者说成都，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上，气候温暖湿润，适合农耕发展。四周有四川天然的崇山峻岭阻难，虽然“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是也让巴蜀少受中原战乱的影响。

无论是东汉末年的战乱，还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期李隆基的逃亡，甚至是民国时期的军阀逃亡，都是往四川逃亡。

早在三国时期，成都就是要塞城市，位置重要，经济繁华。

到隋唐时期，成都是全国四大名城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

宋朝时期，成都延续了以往的繁华，商品经济极其发展，这也让“交子”首先出现在成都。

但是，成都最先出现“交子”，一半原因是经济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大；还有一半原因，是缺铜。

在没有“交子”之前，四川只能用铁钱，没有铜钱。

听到这里，诸葛亮坐不住了。

“怎么会这样益州本身就有铜矿，怎么连铜钱都没有，只能用铁钱了”

他的货币政策也成功了，天幕也说了蜀锦惠及益

州很多年，怎么益州到了后世竟然只能用铁钱

四川只有铁钱没有铜钱，不完全是宋朝的问题，从唐朝时期已经有这个问题了。

唐宪宗时期，已经开始下令禁止将铜钱带出关中的渭河平原以西、以南。

一方面是因为安史之乱后，货币制度混乱，经济市场崩溃。

另一方面，就是藩镇割据之下，这些地方形同异国，禁止铜钱带出关中是为了保护中原的货币存量。

后来，大唐开始禁止江淮地区的人民使用铜铸器，同样是为了保护铜和铜钱存量。

安史之乱不仅仅冲击了大唐大一统的政治、冲击了大唐尚武和上层人士习武参军的精英模式，还冲击了经济市场，让货币与市场再也不复盛唐风采。

唐宪宗时期，大唐已经出现了“飞钱”，这层被认为是华夏纸币的起源。

但是“飞钱”更接近汇票，又叫做“便换”，正是因为金属货币不足而诞生。飞钱可以说是华夏历史上早期的汇兑业务形式，是一种票证，类似于今天的银行汇票，分为官办、私办两种。

官办，就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飞钱”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

私办，就是商人之间在各道或主要城市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

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钱币的不足，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

唐宪宗愤愤然“没错，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大唐至于到如今地步吗”

安史之乱不仅祸害了他们，还祸害了后面的朝代。

大唐安史之乱后的皇帝，每一位都认为，玄宗皇帝需要对大唐的衰败、藩镇割据负责任。

但是听到天幕讲述之后，连宋朝的皇帝、宋朝的人也开始骂李隆基了。

开元年间，李隆基喷嚏一个接一个。

“谁在骂朕”

大臣们眼神幽幽你猜

李隆基愤怒的表情猛地凝滞在脸上。

准确来说，应该是哪群人在骂朕

天幕这么一说，安史之乱祸害无穷，宋朝人肯定也在骂他，四川人肯定也在骂他。

李隆基心虚地摸了摸鼻子不能怪他，是唐宪宗不让铜币流入四川，他什么都没做。

至于藩镇割据，那是藩镇野心太大，反叛帝王，他身为帝王怎么会愿意看到这样的事

李隆基没发现的是，自己的儿女们一个个表情看似恭敬，眼底神色各异。

尤其是李亨，他忍不住想起太宗皇帝。

不如，让父皇再早一些去当太上皇

到了宋朝时期，四川缺铜的情况更严重，加上铁币的不便，于是诞生了华夏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成都在大唐时期，已经是雕版印刷书的起源地之一，唐朝后

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到宋朝，成都的雕版印刷天下闻名，甚至在史书上留下“宋时蜀刻甲天下”的美名。

除了雕版，还有造纸业。

成都有自己的楮纸，并且纸质光滑细腻，价格合适，很快推广向全国。后来朝中公文、民间的契约券、文人的书籍图谱、百姓家的族谱等等等，都用楮纸。

而且成都早已有了固定的对外贸易通道，无论是与周边少数民族、还是与东南亚诸多国家，频繁贸易往来，地方上的集市贸易遍布各州县。

如此繁荣的经济，自然不能以物易物，货币的流通与需求非常大。

但是，四川地区在北宋时期，流通的只有铁钱

听到天幕说出四川只有铁钱使用的原因，四川人一边骂李隆基一边嫌弃“铁钱真是太重了，还容易生锈。”

“还不值钱”四川商人唾了一口，越想越气，“铜钱和铁钱的兑换是十比一，太不划算了。我一贯铜钱能买到的东西，换成铁钱需要十贯铁钱才买的到，我买只羊都得搬好多铁钱，太不方便了”

彪悍的妇人比划了一下自己胳膊“买一匹好一点的罗，要花费130斤的铁钱，130斤啊老娘光是买布卖布胳膊都练得这么粗了这么粗老娘都可以去练棍子去了”

妇人诙谐的语气和动作让大家哈哈大笑，大笑之余还有对朝廷的不满“铁币又笨重，又不值钱，明明我们以前还有直百五铢钱，偏偏现在朝廷不让我们用铜钱，太过分了。”

如果不是处在宋朝，宋朝也有文字狱，什么文官因为写诗被投入监狱的，四川人可能就不止是骂唐朝皇帝，大逆不道地连着宋朝皇帝一起骂。

有些书生委婉道“朝廷哪里是不给我们用，朝廷自己都缺钱。”

“朝廷怎么会缺钱呢朝廷缺钱怎么给辽国金国西夏赔款。”商人阴阳怪气地说着，一想起自己辛苦挣钱、交那么高的商税，最后全赔给蛮夷人，就很气

彪悍妇人三个字概括“窝囊废”

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看一下这些重量，动辄几十斤，出门买卖非常不便。

于是，在成都造纸与印刷术发达的条件下，出现了用楮纸制作的“交子”。

为什么特意要提起成都的造纸工业与印刷工业因为“交子”已经有一定的防伪技术。

现代的纸币需要特殊的纸张与印刷技术，宋朝的“交子”同样有防伪技术。

蜀地运用高超的雕版印刷术，来制作防伪工艺。

以及朝廷认定的16户富商大户连保发行，有了与交子匹配的交子铺户，类似现代的银行。交子一时间很有市场。

起初，交子与铁钱挂钩。

携带巨量铁钱的商人，把铁钱交给铺户保管，铺户把与铁钱

对应的数额写在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然后交给商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商人拿着楮纸卷进行商品贸易，并根据需求随时兑换成铁钱，如此便可减少使用铁钱交易带来的种种不便。

这个楮纸卷就是交子，每发行一定量的交子，便用等量的铁钱作为储备金。

随着交子流通逐步成熟，全部准备金逐步过渡到部分准备金。至此，交子变成了官方认定的法定货币，并且逐步从四川流向全国。

但是，“交子”并不能完全解决宋朝的钱荒问题，反而还因为大宋君臣不懂经济学，导致了后来的“货币危机”。

四川是因为缺铜、铁钱太重，不得不使用交子。

大宋全国流通起交子，同样是因为缺铜。

宋朝时期，缺乏先进的铜矿探测技术，尽管生产力比秦汉时期发达，采矿效率更高，但是铜矿是比较匮乏的，远远不足以满足当时的需求。

首先，宋朝大量赔款后，辽金西夏也使用大宋的铜钱，所谓“一朝所铸，四朝共用”，就是说宋朝铸币，四个国家一起同还是宋朝送钱给别人用，非常大方。

现代考古发掘辽国的古墓，在辽代幽燕地区发现的铜钱，大部分是北宋的铜钱。

这也就意味着，大宋的铜钱，少数民族政权也有需求。

其次，海外有需求。

北宋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荣，北宋的茶叶、瓷器、丝绸大受欢迎，在广州、泉州、明州等港口，日夜有海外贸易的船只来源，把大宋的货物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东南亚、印度、欧洲、非洲东海岸等地。

由于在国际贸易中的强势地位，北宋的货币铜钱成为了贸易结算的硬通货，受到了外国人的疯狂追求。

加上宋朝的文化输出，以及宋朝的货币做工精美，经常有大文豪比如欧阳修、柳宗元的亲笔书法刻字，让宋朝的铜钱成为追崇宋朝文化的东亚圈的收藏品。

看起来是好事，但背后，也导致了本就缺铜的大宋铜钱严重外流，进一步加深了缺铜带来的“钱荒”。

“外国人确很喜欢大宋的铜钱，那倭国就是。”

台州城，一群小吏正在知府衙门顺势谈论起铜钱的事

“这一次日本商人来大宋卖货，卖出10万贯铜钱，回程的时候什么都没买，准备就拉着10万贯铜钱回国。”

台州知府包恢猛地抬头看过去

“不对劲。”

小吏被知府的反应吓了一跳“大人，哪里不对劲了”